教授就是大学[通俗易懂]

教授就是大学

有一则广为流传的关于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故事。话说家喻户晓的二战英雄艾森豪威尔将军在１９５２年接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聘请，担任这家著名常青藤大学的校长。上任伊始，将军在下属的陪同下巡视校园，会见校董会、行政人员和学生，最后参加了学校教授为他举行的欢迎大家。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之后，将军致辞。他首先谦恭地对有机会会见在场的全体哥伦比亚大学的“雇员”们表示万分的荣幸。这时，只见哥大德高望重的物理学教授、后来成为诺贝尔奖得主的Ｉ·Ｉ·拉比教授站了起来，自负、却又不失风度地说：“先生，教授们并不是哥伦比亚大学的‘雇员’；教授们就是哥伦比亚大学。”

　　拉比教授在这样场合说这样的话，其实毫无惊世骇俗之意；他只是以合乎他身分的方式说出了一个合乎常情的事实。惟一需要说明的，这样的“事实”只是合乎大学内的常情；换了任何其他场合拉比教授都会被认为是一个粗鲁无礼的家伙。

　　在美国大学里有这样的说法：领导大学教授比看管一群猫还难。因此大学行政管理人员常自嘲为“牧猫人”。康奈尔大学前副校长俄伦伯格在《学费看涨》（Ｔｕｉｔｉｏｎ　Ｒｉｓｉｎｇ：　Ｗｈｙ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Ｃｏｓｔｓ　Ｓｏ Ｍｕｃｈ）一书中说了这样一个故事。俄伦伯格担任康大副校长时兼管该校的预备军官培训项目（ＲＯＴＣ），而军方ＲＯＴＣ的司令则是职业军人，常常是由上校衔的军官担任。当时俄伦伯格碰到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康大有几个学院拒绝将学员在ＲＯＴＣ必修课程中取得的学分折算成从他们学院取得学位所必修的学分。其结果是，ＲＯＴＣ学员必须完成他们所在学院的所有学分外加ＲＯＴＣ要求的课程才能取得康奈尔大学的学位。ＲＯＴＣ司令找到俄伦伯格，要求他解决这个问题。按照军人的想法，这事再简单不过了：俄伦伯格是分管教务的副校长，所有的学院院长都对他负责。只要他下一个命令，问题不就解决了？可是，按照大学的管理方式，课程和学位要求是由学院和专业的教授决定的，连学院院长都不能说了算，更不用说分管教务的副校长了。

　　行文至此，不能不提一下我自己的困境。自从我接受哥伦比亚大学的聘任后，我几乎每隔一阵就会收到求助的电话和伊妹儿（ｅｍａｉｌ）。这些求助人往往是我过去的朋友、我父母的朋友、朋友的朋友以至从未谋面的校友，等等。他们的问题都很共同、很简单：怎样才能得到哥伦比亚大学的录取和资助；他们的要求更共同、更简单：只要我到他们申请的系里去向系主任或有关教授说说情。最难以对付的是在我回家探亲将我当面“逮住”的那些朋友，他们往往先把我往餐馆拽。我明知这是“鸿门宴”，但说“不”的代价无异于宣布断绝“外交关系”。

　　但不说“不”的代价呢？有两种结果：一是我自讨没趣。美国教授最烦别人干涉他们分内的事，特别在录取学生和决定资助这档子事上，他们简直六亲不认。因而，你去为什么人说情，他轻则请你自重，重则把你告到上面去。二是我为被求情人帮倒忙。有的教授原来对某人没有什么成见，现在见到有人来“走后门”，反而找到了不录取的理由。反正录取研究生是教授说了算，连院长也无权干涉。

　　其实，美国大学的教授们之所以能够我行我素，不认情面，并不是因为他们个个都能超凡脱俗、不食人间烟火。他们手中有一把尚方宝剑，那就是教职终身制（ｔｅｎｕｒｅ）。

　　一般来说，系科在助理教授任职的第六年上开始对其科研、教学和参与学校社会和管理活动情况组织评定，然后从系科到学院到学校一级一级地往上报，直到校董事会最后认定。一旦教授被授予终身教职，学校除非有“正当的理由”，诸如刑事犯罪等，而且还要经过冗长的行政程序，才能将教授开除。

　　教职终身制的建立，最初是为了防范企业家和慈善家通过对大学的捐助来干涉以至控制大学教授的思想自由和学术活动。十九世纪末，斯坦福大学激进的社会学家爱德华·罗斯教授提出，当时社会最主要的交通工具－－铁路系统应当交给政府来管理，而不能由私营企业来把持。殊不知，勒兰德·斯坦福生前正是通过铁路建设发家的，并在后来成为加州州长。斯坦福先生过世后，他的遗孀成为斯坦福大学校董会的董事长。这件事可想而知的结局便是罗斯教授被赶出斯坦福大学。这样的事情在当时虽不普遍，却也并不罕见。为了防微杜渐，美国高校遂决定采取德国大学的方式，保证教授教研活动不受政治干扰的权利（ｌｅｈｒｆｒｅｉｈｅｉｔ）。所以，教职终身制的建立，其最初的宗旨是保护教授的学术自由，使得教授在研究与教学过程中传播任何有争议的思想和言论，都不会对他们的“饭碗”构成任何威胁。

　　大学教授所享受的保护在１９９４年又提高了一级。按照国会在１９８７年通过的对《雇佣中的年龄歧视法》的补充案规定，高校不允许强迫教授退休。这个新法案的实施，将取得终身教职教授的铁饭碗上又镀了一层金。试想，在美国这个高度竞争的社会环境中，一般人过了五十岁就战战兢兢，生怕失去饭碗后再找新工作不容易。因为这个年龄档子上的人一般工作经验丰富，工资接近任何行业中的顶峰，而且一旦受雇，很可能会在单位里待到退休，所以雇主还要将他们的退休金早早地端正好。这样一来，除非杰出人才，有多少雇主会愿意招揽那么多的麻烦呢？可大学教授不同。在一般学术领域里，姜的确是老的辣；特别是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没有一定的人生积累，要成为第一流的大家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样一来，资深教授在大学里就成了无冕之王，他们给大学带来声誉和研究经费，并占据重要的行政管理职位。在靠校友捐赠为生的私立高校，资深教授更是无价之宝，因为只有他们的老面子才能让事业发达的校友和其他慈善家们慷慨解囊。

　　亲身体验到无冕之王的权威，是在我受聘于哥伦比亚大学不久。一天，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自称是哥大师范学院的Ｓ教授，想聘我到他主持的一个在职中小学学区总监和校长博士班任兼职教授。我当时有点受宠若惊了。要知道哥大师范学院不仅在美国教育学院中名列前茅，而且由于杜威教授及其门生胡适博士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对中国的关注，在中国教育界和学术界更是如雷贯耳。我没敢一口答应，只是和他约了个时间面谈一下再作决定。行前我查了一下他的简历，立刻被他一大堆让人眩目的头衔给镇住了。见到Ｓ教授后才发现，他居然下身瘫痪，靠轮椅代步，平易近人得和他的身分都有点不符了。Ｓ教授先恭维了我几句，然后转入正题，问我有没有兴趣在他主持的博士班担任教育研究方法论方面的课程。我有点紧张，就希望他先具体地讲一下他们对这方面课程的要求。Ｓ教授笑了笑，说：“请你就是因为你是这个领域的专家，应该是你告诉我学生应该从你那儿学到什么。我是这方面的门外汉，怎么能对你指手划脚呢？”

　　原来在美国大学里，虽然各学科有教学大纲和学位标准，但教授对课程设置到具体某一门课的教学具有绝对的权威，连系主任都无权干涉教授的讲课内容或教材选择。特别是研究生教育，更是为专业内的教授们视为禁脔。这让很多刚从中国进美国大学的人感到不适应。在中国我们习惯于用“体系”这个概念来框定我们所接触的任何一门知识。你要学中国文学史，总不能不读游国恩的《中国文学史》吧？要学高等数学，总不能不念樊映川的《高等数学》吧？你要学历史，怎能跳过范文澜呢？中国大学的教授们自然不敢轻慢大家，自成一体。于是，久而久之，我们的大学毕业生或研究生便养成了沿着大师们的脚印走路的习惯。当我们乍一坐进美国课堂时，往往能够得意好一阵：在课堂讨论时，我们能把一个个的“体系”讲得头头是道，将我们的美国同学唬得一愣一愣地，因为他们的教授们从来就没有在他们的脑袋里放进过任何大得吓人的什么“体系”！

　　非但没有体系，而且美国教授们还爱在学生们面前卖弄他们自己的“专长”。有的教授根本不管学术界是否承认，自说自话地用自己的名字命名所谓新的定理，并在课堂上大讲他的“张氏理论”、“李氏定律”。这些自作主张的理论或定理，有的的确别树一帜，让人耳目一新；有的也实在难免是老王卖瓜式的雕虫小技。你的教授要是写过一本与他教的课程有点关系的书的话，他非得想方设法让你买他的

书、念他的书，而且以他的书作为蓝本。你想抬出大家来压他吗？他会在课堂上孩子似地和你抬杠，告诉你为什么别人都在胡扯，只有他的理论才正确。假如你硬是不服，也没事。做学期论文时只要你化点功夫、自圆其说，他照样给你高分，一般不会因为你不听他的而心怀龃龉、趁机报复。有时你也别出心裁，闹出点新玩艺来，说不定还能让你的教授激动好半天。他觉得惟有如此你才算得到了他的真传！

　　不敢说这种“非体系化”的教学就是美国学生比较具有创造性的原因，但至少可以说，是美国大学独立自主的学术制度，在容许教授们“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同时，也在年轻学子们茅塞初开的时候及时地在他们心中打破各种可能形成的思想的樊篱，让他们有机会过一把标新立意的瘾，尝一尝自成一体的兴奋，也从他们的教授身上看到世人眼中不可一世的学术权威，原来是从哪里来的。

    有意思的是，前不久接到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一位教育领事的电话，要我帮助接待国内一个由教育部官员、主管教学的大学副校长和教育出版社社长等组成的高级教育代表团，而该团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考察美国大学如何统一组织高校教材的编著、出版、发行及使用。这个题目着实让人哭笑不得，因为这实在是一个美国大学需要到中国去考察的项目。

　　倒不是要美国大学去考察如何统一教材，有时倒还真希望美国的大学对他们所聘用的这批老顽童们有所约束。我在作博士论文时，就阴差阳错地找了一位这样的顽童，差点让我见不了江东父老。

　　因我的论文涉及高校管理中某一个领域的问题，导师希望我找一位专家作五人委员会的成员。当时系里最具盛名的是Ｌ教授，而且我还选过他的课，感觉不错。找到他一说，老先生满口答应。我随后兢兢业业，使出吃奶的劲，好不容易完成了论文提案，希望在五人委员会答辩通过后好尽快开始作业。提案答辩之前，五人都先将初稿过目，待每一位都满意放行后才开会答辩。谁知众人在答辩会刚坐稳，前天还满口ＯＫ的Ｌ教授便开始放炮了。他把我的提案批得体无完肤，接着提议让委员会暂时休会，待我按他的意见改好了再行答辩。其他四位教授一脸尴尬，根本还没有发言的机会，又不好当面冒犯这位系里元老级的大师，只得唯唯诺诺地同意散会了。

　　虽然我对Ｌ教授的意见颇不以为然，但秉承我中华祖先“君子克己复礼”的古训，我还是尽力照办，推出提案第二稿，并恭恭敬敬地让Ｌ教授点头了之后，才又将五员大将搬到一起，想再次闯关。为了表示我程某人不计前嫌，我还特意坐在Ｌ教授的身边，在开会前有一搭没一搭地和他聊了一会天。他也和我拍肩打背地像没事人似的，说我是他教学多年碰到最好的学生之一。可惜的是，我那些挥舞了半天的橄榄枝并没有给我带来和平，反而招来比第一次更加猛烈的炮火。连我导师和另一位教授与我加盟都没法抵挡Ｌ教授的进攻。最后眼看再闹下去连我颇费心机才拼凑成的五人委员会都面临土崩瓦解的危险，我只得高挂免战牌，答应回去再作努力，准备第三次答辩。就在众人起身退席的一刹那间，我居然鬼使神差地瞄了一眼身旁Ｌ教授桌上我的提案。这不看不打紧，一看当时就气得我七窍生烟：原来他面前放的是我提案的第一稿！批了半天他连我的第一稿和第二稿都没有分清。

　　不知是诚心感动上帝，还是本该否极泰来，我从第三次提案答辩起就真正地成为Ｌ教授“最好的学生”了。在论文正式答辩会上，Ｌ教授居然即兴地对我的研究作了一个热情的讲演，其推崇与赞赏溢于言表，让我着实兴奋了好久。

　　论文答辩后三个星期，我离开学校，到西部的一个大城市就职。上班还没多久，就接到我导师的电话，通知我Ｌ教授突然病逝。原来他由酗酒导致肝癌，在恶习与病魔的夹击下挣扎多年。当家人在书桌前发现他时，他已咽气多时，手中还拿着尚未喝完的混和饮料“司高其”。其实，与我的室友小李相比，我还算幸运的。他读的是工科，作论文时每一步都有实验作后盾，而且每走一步都要得到论文委员会全体成员的批准。可在正式答辨会上一位教授突然对他的一个观点提出疑问，最后论文在一比四投票通过后，这位教授断然拒绝在他论文的封面上签名。小李虽然博士帽照戴，但那留了一个空格的论文封面，却成了他终身的遗憾。

　　也许，就像每一枚硬币都有正反两面，教授至上的美国高校在容纳独立的思想与人格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为此惹来不少麻烦。比如说，大学校长这个差事比起大公司的ＣＥＯ来就要难多了。后者可以顺理成章地让狂狷之徒另谋高就而不必担心公司的利益会受到太大的损害。但大学校长不仅无权解雇教授，而且还要在老顽童们恶作剧时做到“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因为在一流学者身上，桀骜不驯往往与天才同住。哈佛大学有一位名闻遐迩的黑人教授康奈尔·威斯特，在对非裔美国人的研究方面独树一帜。此君多才多艺，不仅擅长讲演、表演，热心社会活动，连业余爱好灌的ＲＡＰ音乐唱片都畅销一时。而他也爱凑热闹，对各种团体向他发出的邀请有求必应，整天在国内外飞来飞去赶场子。时间久了自然冷落了自己的学生。哈佛新校长劳伦斯·萨默斯上任伊始，找了许多名教授谈心，此君亦在被请之列。萨校长也许还略带一点当财政部长时留下的发号施令的遗风，在谈话时对威斯特支持黑人民权领袖夏普顿竞选总统和灌制ＲＡＰ唱片颇有微词，希望他多务点正业、少赶点场子。谁知这话捅了马蜂窝。威斯特将他与萨校长的谈话透给媒体，当即成为全国许多报纸的头条。他最好的朋友、同在哈佛非裔美国人研究系任教的安东尼·阿皮亚教授为了表示抗议，宣布从哈佛辞职，投奔普林斯顿大学；威斯特当然紧紧跟上，也到了普林斯顿。据估计，系主任盖茨教授不久也会加入普林斯顿。这样，哈佛大学威镇八方的非裔美国人研究专业就因为萨校长的一句话而土崩瓦解

了。

     为了亡羊补牢，萨校长还不得不一再发表抱歉声明，表示自己原没有给威斯特教授穿小鞋的意思。这事让我想起２００２年夏天由于普林斯顿大学的诺贝尔奖得主纳什教授去中国、加上好来坞大片《美丽的心灵》在中国上映掀起的一股纳什热。有志于创办世界一流大学的中国校长们也许应当先问一问自己：假如你的学校里有一个才华横溢的疯子，几十年如一日地在你的身边装疯卖傻，动不动还给你惹点乱子出来，你能不能因为他那点不知哪一年才能为社会所认可的才气，将他留在你的学校，给他发工资，并为他在图书馆留有一席？如果你不能毫不犹豫地给出一个肯定的回答，那么我可以保证你的大学永远也进不了世界一流。

　　有趣的是，美国大学教授至高无上的权威有时也会给他们自己带来尴尬。比如说，在美国几乎所有的行业中，劳资矛盾都是由工会来协调，而工会存在的最重要的理由是保护劳方的合法权益。可是１９８０年美国最高法院在裁决一场涉及大学的劳资纠纷时（ＮＬＲＢ　ｖｓ．Ｙｅｓｈｉｖ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９４４　Ｕ．Ｓ．６７２）表态说，大学教授属于“资方”或管理阶层，而非劳方，因他们在日常高校的管理和运作过程中有对课程设置、学术标准、学生录取、学习成绩、课时安排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决定权，而且现任教授们直接参与新教授的招聘、录用、提升等管理过程，所以，按照《国家劳工关系法》（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ｂｏ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ｃｔ）的规定，大学教授没有资格享受集体谈判交涉（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ｂａｒｇａｉｎｉｎｇ）的权利。最高法院的这项裁决从根本上否决了私立高校教授加入工会、与校方进行集体谈判交涉的任何可能性，虽然公立高校的教授仍然保留通过工会与州议会谈判交涉的某些权利。

　　在美国不受工会保护的后果是什么呢？比如在大学里，秘书、清洁工、食堂职工可以在一个学年中最紧张的时候宣布罢工，让忙考试的学生吃不上饭，毕业班的学生毕不了业，校园里垃圾成堆没人收拾。校方为了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一般会作些妥协，答应增加工资待遇。可教授们呢？虽然很多年青教授的工资还不如资格稍老的秘书，但因为他们是学校的“管理阶层”，没有组织参与工会的权力，因而也没有人为他们到校董会和州政府去争取工资或福利待遇。在私立大学由于校务基金和私人捐助随股票市场的涨落而浮动，碰到经济疲软的年头校董会一句话就谁也涨不了薪；而在消费指数继续上涨的情况下，不涨薪就是减薪。公立大学的情况更不如意。比如我曾工作过的加州大学，其校董会的董事长由州长担任。加州虽然地大物博、富可敌国，但每年在非法移民的处置、监狱、及其他社会福利事业中耗费巨大，州财政往往入不敷出，几乎每过几年就会来一次财政危机。这时州长手中削减经费的巨斧总是第一个砍向加州大学。当教授的工资处于零增长或负增长时，从

来没听说过哪个校区的教授举行罢工示威。非不为也；不能也。其中尴尬，非情境中人，难以体会。

　　当然，尴尬归尴尬，却也没有听说过哪个大学教授们为此宣布放弃他们当家作主的权利。真正在大学里无权无势又无钱的，其实不是终身教授或正为终身而奋斗的教授们，而是一群顶着“兼职教授”头衔的隐身人。这些人平时在教授大会上没有选举权，在系里课程设置的讨论中从不露面，连一年一度的圣诞晚会都不在被邀之列。半个世纪前当拉比教授骄傲地宣称教授即大学时，这个群体还几乎不存在。

　　然而近年来，随着高校财政日渐紧缩，雇用终身教授费用高昂，再加上取得终身后的教授不易管理，很多高校转而采用“固定兼职”（ｐｅｒｍａ－ｔｅｍｐｓ）的教授职位来填补由退休或自动离职空出的教职。据联邦政府教育部统计，从１９９３至１９９８年，百分之四十的美国高校采取措施削减全职终身教职；其中百分之二十二的高校用“固定兼职”的教职来取代全职终身教职。有的社区学院兼职教授比例高达百分之七、八十，连著名私立高校纽约大学都拥有超过百分之五十的兼职教授。

　　兼职教授是一个成份复杂的群体。大致有两种情况。很多带应用性的学院或专业为了扩大学生的眼界和知识面，有意识地雇佣专业领域里的成功人士担任兼职教授，希望他们能在教授专业课程的同时，传授书本知识以外的职业技能，并利用他们的职位给学生介绍实习以致将来就业的机会。这类兼职教授在ＭＢＡ、教育管理、公共行政等专业尤其普遍。比如首都华盛顿一所著名大学的外交学院，就利用其地理上的优势，聘请许多职业外交官为兼职教授；哥大师范学院聘我的动机也不仅仅是像其他教授那样教一些关于方法论的课，而是希望我将自己多年高校管理的经验融进教育研究方法论，让那些已经身居高位的学生们学会如何用研究来指导和改善他们所从事的学校管理工作。

　　真正的“固定兼职”（ｐｅｒｍａ－ｔｅｍｐｓ）在高校的日子就不太舒服了。比如Ｂ教授在新泽西南部的一个社区学院已经“固定兼职”二十年。尽管她的英文学课深受学生的喜爱，但她承认自己对学术研究毫无兴趣，因此，留任也好，跳槽也好，都无法求得终身教职。就这样二十年来，她每门课挣一千三百元，年收入不足三万，没有医疗、退休或任何其他福利待遇。由于学校不给兼职教授配置办公室，她就在自己的老爷车窗上贴上这样的标签引以自嘲：“兼职教授办公室”。

４７岁的Ｃ教授拥有牛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两个哲学博士学位，并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过讲座教授。无奈哲学专业的终身教职实在是可遇而不可求，某年一个小学校公开招聘，一下子收到８００个申请。因而多年来Ｃ教授一直在大纽约市区同时在几个大学担任兼职教授，每天坐着火车“赶场子”。他自讽为“道路学者”（Ｒｏａｄ　Ｓｃｈｏｌａｒ），因英文中“道路学者”的发音与一个著名的学术奖“罗得学者”（Ｒｈｏｄ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谐音。

　　而具有嘲讽意味的是，２００２年纽约大学的兼职教授经过艰苦斗争，终于成立了美国私立大学中的第一个兼职教授工会，从而开创了私立大学教授集体谈判交涉的先河。但明眼人不难看出，这个工会的成立，不仅没有提高兼职教授在大学中的地位，反而以法定的形式将这个知识群体与秘书、清洁工、食堂职工等高校“劳工”之间划上等号。换言之，终身教授和“固定兼职”的兼职教授之间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关系从此法律化、明朗化了。

　　不知拉比教授活到今天，面对他的新校长，是否会考虑修改他那著名的宣言：“先生，只有终身教授才是哥伦比亚大学。” 

美国社会中的贵族

    在美国社会中，大学教授是真正的社会的良心，每当社会出现不公现象，他们总是挺身而出，替弱者申冤，与强者叫真。
    在美国旅行，到处可见游客信息中心，而这样的中心里最常见的宣传品，是该地的博物馆。刚来美国时对任何有关这个民族历史的东西都感兴趣，也许是文史出身的缘故，也许只是因为以前在书上早将很多历史的典故背得滚瓜烂熟，如今到了古迹身边忍不住想要“眼见为实”。但“眼见”后的失望简直要将我多年来对美国历史的“业余爱好”全盘摧毁：这些所谓博物馆中陈列的东西几乎全是我们爷爷辈，甚至父亲辈们刚刚用过的破烂！想起我中华文明五千年，有时连康熙乾隆以降的东西都不能保证取得文物资格，忍不住要阿Q一下：“咱们家祖先阔多了！”
    关于美国历史的短浅，老美自己亦常觉得有点歉然。一次在一个城市的博物馆中晃悠，见到一对很有教养的老夫妇。一交谈，先生是某大学的教授，太太在大学担任图书馆馆员。老先生听说我们来自中国，眼睛顿时一亮，说：“我刚从西安旅游回来。兵马俑简直棒极了！”看到我们正百无聊赖地看着一个陈列在橱窗里的1930年代美国农村用的木制锄具，好像有点抱歉，喃喃地说：“嘿，我们的历史太短了，没法跟你们比。”我在加州大学工作时有一阵总校方要9个分校讨论一下合并同类系科的建议。讨论结果矛头一致指向历史系。加大9个分校，除旧金山分校是医学单科而外，其余8个分校都有历史系。我所在的这个分校历史系有20名教授，但没有一个人认为他们的系应该与其他分校合并。最后校内有人编排了一个笑话，说是美国历史一共200多年，该系绝大多数教授的专业方向是美国史。由此可以推断，每个教授平均只能研究10年的美国史！
    其实，最让美国人觉得无聊的是他们没有皇家，因而生活中就少了很多的铺张、炫耀与金碧辉煌。在小老百姓看来，缺少皇家的生活简直淡如清水、味同嚼蜡。作为补偿，美国人对自己历史短浅的缺憾之感，不时地以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方式，发泄到对英国及其他现代君主制度的崇拜之中。任何关于英国皇家的逸闻都能引起公众的兴趣，而英国王妃戴安娜差一点就登上了美国人的神坛，以致在她灵魂升天已经多年后的今天还是出版商和绯闻小皑的老板们的摇钱树。经过贝托鲁齐阐释过的中国的末代皇帝不仅登上了奥斯卡的圣殿，而且还为中国的旅游事业带来了数以百万计的国际硬通货。
    但是，假如你认为美国社会没有皇家便没有贵族，那你就大错特错了。皇家不能无中生有，贵族却是可以制造出来的。而这个社会制造贵族的作坊，便是私立名校。
    前不久在网上看到一位留美学者给国内学弟学妹们传经的文章。这位学者认为，在美国读本科不一定要读名牌大学，除非打算这一辈子本科毕业就不再深造了。上一个好的研究生院才是既经济又实惠的选择。我想这位学者大概自己是名牌大学的研究生，毕业后从名牌研究院的学位中得益匪浅。但他对于名牌本科学位在这个社会上的分量就有所低估了。
    先从入学说起。虽然《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为了吸引读者，每年的大学排名都有一些出人意料的结果，但公众心目中的最佳大学基本上仍然是8所常青藤（包括哈佛、普林斯顿、耶鲁、哥伦比亚、康奈尔、布朗 、宾大和达特茅斯），加上斯坦福和麻省理工。每年大约有180万应届高中生参加大学入学考试（SAT），只有3万左右的学生语言部分得到700分以上的成绩；但这些高分学生中起码有1/3选择进入这10所私立名校。换句话说，这10所名校招收的本科生虽然只占全国所有本科生的1%，但他们却囊括了大学入学考试（SAT）中最高分获得者的30%之多。以达特茅斯学院为例，2000级的新生中竟然有好几人大学入学考试满分（1600），有200多人语言或数学部分得到满分。哈佛、普林斯顿与哥伦比亚已连续好几年录取率在10%左右徘徊，成为全美最难进的大学。

这些大学进则难，出亦不易。美国名校大学生所承受的来自学业及其他各方面的压力，远远高出一般的高校。这些在中学时代远近闻名的天之骄子，进入名校后的失落是常人所难以想象的。他们所面对的竞争几乎是全球性的。以哥伦比亚为例，其招生人员每年不仅往美国国内的角角落落里跑，而且全世界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转，为的是将天下英雄尽收囊中。一个朋友的孩子在中学时是当地高中的明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考进一所私立名校，上了不到一学期就因病退学了。可回到家中立刻故态复萌，生龙活虎。在家百无聊赖，父母就让他到本州的一所颇有名气的公立大学去旁听。谁知一不小心又成为那所公立大学的明星级学生。望子成龙的父母无奈地说：“这孩子其实不赖，就是不能在高度紧张的环境中正常发挥。”
    这样的结局还算是皆大欢喜。不幸的是，私立名校明星荟萃的环境，使得很多学生在耀眼的光环下既无法正视自己天才的表象背后不那么天才的一面，亦不能自觉地调整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差距。菲立普·盖尔15岁时就被麻省理工录取，不仅是他同学中公认的佼佼者，连许多教授都为他的天分所折服。但在经历了一些挫折后，他竟一蹶不振。1998年5月13日，星期五，在这个西方人视为不祥的日子里，盖尔从麻省理工最高的“绿楼”上一跃而下，用极端的方式结束了自己年仅19岁的生命。临行前，他留下了这样的遗言：“我不能忍受平庸。这就是我作出最后选择的原因所在。”不久前哥伦比亚一位亚裔学生由于各方面原因成绩下降，学校让他回家休学一年，整休一下再回来念。谁知他的父母及家人对他很不理解，认为他丢了全家的脸。这位学生还没有等到第二年回校，就在家中自杀了。据说康奈尔大学附近有一座桥，多年来一直为寻求自尽的大学生所青睐。为了防患于未然，校方在桥沿筑了高高的围栏，却仍然无法阻挡视死如归之徒。最为不幸的是，这样的学生在私立名校中远非个例，居高不下的自杀率已成为名校管理人员最为头疼、又最为无奈的问题之一。
    私立名校，难进又难出，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趋之若鹜呢？原因其实很简单：这里是美国式贵族的摇篮。
    从外表上看，美国的大学，特别是私立名校，无不刻意在公众心目中塑造一个充满贵族气息的校园环境，而有幸拥有像普林斯顿的校园哥特式或哥伦比亚的古希腊庭柱式建筑的大学，更是不惜以建造新楼数倍的代价去维修这些古色古香的教学楼。试想，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的金钱社会中，人们或者盘踞在火柴盒一般的高楼中与电脑屏幕终日为伴，或者整天淹没在隆隆的机器声之中，自由思想的空间与时间极为有限。而学校园那青藤缠绕的古楼，绿树成荫的幽径，对于碌碌终日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一种难以抵挡的精神上的诉求。就像当年在资本积累的原始时期一日暴富的新贵，处心积虑地想通过嫁女来攀附世袭贵族的名分，美国人对于私立名校的憧憬，不啻为一种现代版本的、不以血缘为基础的攀龙附凤。
    而在我看来，这种攀龙附凤与新贵们对世袭名分的追求相比，毕竟少了一些鄙俗与铜臭。在美国社会中，大学教授是真正的社会的良心，每当社会出现不公现象，他们总是挺身而出，替弱者申冤，与强者叫真。在9·11事件刚发生的那些日子里，美国人上下一致、同仇敌忾，连一贯高举公正客观大纛的媒体都公然与白宫保持一致。只有大学教授们，在世贸中心的废墟还在冒烟的时候，就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举办讨论会，出现在电视访谈节目上，号召大众客观对待伊斯兰教与伊斯兰国家，呼吁政府检讨其多年一贯的中东政策。在布什政府准备发动第二次伊拉克战争时，又有很多大学教授们站出来发表不同政见。教授们这种孑然自立、敢为天下先的贵族风范，不时给他们自己带来麻烦。
    2003年3月26日，哥伦比亚大学20多名教授集会讨论布什政府对伊拉克的战争政策和行为。助理教授尼古拉斯·笛格诺瓦情绪有点激动。他说：“现在，美国的国旗在伊拉克已经变成战争侵略机器的象征。它们是占领国的象征。只有那些找到办法挫败美国军队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据报道，他还加了一句：“如果我们真认为这一战争是犯罪，那么，我们就得相信伊拉克人民的胜利和美国战争机器的失败。”《新闻周刊》对笛格诺瓦言论的报道在全国上下激起轩然大波。亚利桑那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霍沃斯写信给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李·柏林杰，要求他开除笛格诺瓦。这封信得到103名众议院共和党议员的联署。有一位刚刚录取的新生在见到报道后立即愤然宣布不上哥大，因为他不想上一所有这么不爱国的教授的大学。
 但是，柏林杰校长有他自己的立场。在给全校师生的一封公开信中，柏林杰表达了自己对笛格诺瓦言论的强烈不满，并对笛格诺瓦希望看到美国失败的愿望表示震惊。但是，柏林杰说，他不会因此辞退笛格诺瓦：“在任何大学内，没有什么比思想和表达的自由更加可贵。这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宗旨。我认为它也应该是哥伦比亚大学奉行的原则。”
    公立大学的教授虽然平时较多受到纳税人意愿的左右，但他们为社会立言的勇气一点也不亚于私立名校的教授。例如纽约市立大学的两位教授在9·11之后不久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提出检讨美国中东政策，为此受到纽约从市民到媒体的公开谴责，纽约市立大学的总校校长还发表声明，给予这两位教授停职处分。但冲动一时的大众在冷静下来之后还是以宽容和理解来对待自己社会中勇开风气之先的精神贵族们，因为他们多年形成的民主素养告诉他们，当一个社会到了万马齐喑的时候，它离分崩离析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当然，美国人对大学，特别是私立名校精神贵族的仰慕，还包含一个非常实际的因素，那就是，随着整个社会教育水准的提高，大学文凭却在贬值。三四十年前有任何大学的学士学位，就可以保证一个光明的前途与“钱途”。今天，大学毕业生在餐馆端盘子的比比皆是。因而，名牌大学的学位是事业成功的双重保险。它是你进入法学院和医学院的门票，也是你进入《财富》杂志评出的500强公司的重要条件。
    还有一个更重要、却鲜为圈子外人所知的事实是，你一旦进入常青藤大学，或者是绝大多数的一流私立名校，你就进入了一个由校友组成的贵族俱乐部。这儿俱乐部有两层含义。一是校友会。这个组织不对外开放，但它们遍及世界各地。你加入俱乐部的资格便是你在该校的本科文凭。不管你毕业已经多少年，也不管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生活，校友会为你 母校保持联系，你亦有义务每年为母校捐款。你想进入世界一流的大公司工作，只要有你的校友在那里主政，你的机会要比任何人高得多。你的校友当了总统或政府高官，你飞黄腾达的几率就要比和你同样能干的人高出无数倍。假如你的孩子愿意踏着你的足迹进入你的母校，只要成绩过得去他就会得到优先考虑。
    贵族俱乐部的另一层含义是它的本意。在曼哈顿中城最昂贵的地段，你可以看到哈佛、普林斯顿、哥伦比亚等常青藤名校的俱乐部。这些俱乐部门面不大却精致，门上除了大学校徽其他什么也没有。俱乐部的年费一般是好几万美元，一般囊中羞涩的校友都不敢问津。这里是真正的贵族沙龙，权力、金钱都在这里交易，社会与文化的精英亦在这里聚合。
    也许人类的心灵深处都有一角是为童话保留着的。这个童话里有城堡，有皇家，有白马王子，有美丽公主，还有那永恒的灰姑娘的故事。当这个以血缘或婚姻为依据的童话与现代民主平等的社会撞车后，我们只得将故事改写了。我们还是不能舍弃城堡，于是创造出常青藤缠绕的校园；我们无法用婚姻来提携美丽却家境卑微的灰姑娘，于是编排出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大学入学考试；我们的社会需要独立的思想家和具有献身精神的科学家、艺术家，于是我们创造了教职终身制，为这些人类文明香火的继承人们永远地解除了“饭碗”这个后顾之忧。
    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的历史就像它那闻名于世的迪斯尼乐园，一切都是人造的。在这个人造的世界里，历史与现实交相辉映，科学与人文并驾齐驱。美国人不会痛苦地反思历史留下的沉重包袱，亦不必去检讨徒具虚名的皇家每年还要耗费多少纳税人的钱财。他们偶尔也会和自己高价伺候的精神贵族们过不去，但最终还是深明大义式地一笑了之。因为他们知道，说不定哪一天他们的孩子也会成为这贵族社会中的一员。

 

言论自由与政治正确

 

      美国人崇尚自由，举世闻名；美国大学更是被人们视为当代自由思想的圣地。 　　

    “国会将不会通过立法．．．来限制言论或出版的自由”：连小学生都早已把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的这句名言背得滚瓜烂熟。最有意思的是美国式的爱国主义教育，既没有秦皇汉武唐祖宋宗可供炫耀，也不在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上做文章；美国人只是一遍又一遍地让他们的孩子复述宪法修正案中关于自由的条款。就这样，当美国孩子进入大学的时候，天赋人权、人人生而平等、言论自由等观念早已深入人心。 　　

    可是自由这个东西，说来容易，做起来还真不是那么一回事。比如说吧，校园“多元化”的理念近年来就常常与言论自由的理念发生冲突，而冲突的原因则多半与如何掌握所谓“政治上的正确性”。　　

    University实在应当被称为Multiversity，不多元也不行。据人口学家预测，美国在本世纪中白人所占比例就将低于百分之五十。到那个时候也许所有的美国公民都可以少数民族自称了。但要是你以为多元化就意味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什么思想、什么言论都能畅行无阻，那你就错到底了。人人生而平等是美国文化中与言论自由同样根深蒂固的另一个观念，而从此衍生的行为方式就是对少数、弱势人群的关怀。这样，在社会上、校园内处于少数地位的黑人、南美西裔人、亚裔、妇女（顺便一提，近年来女生在美国大学的比率已经超过男生）以至同性恋者等团体都成为“保护”对象，而针对这些少数或弱势团体所发出的带有轻蔑、戏侮、或攻击性的言论就成为“政治上的正确性”这个理念的鼓吹者们极力限制的目标。关于“政治上的正确性”，耶鲁大学教授孙康宜曾做过一个很好的说明：“政治正确性’（political correctness，简称P.C.）原指多元文化的基本原则，主旨在维护不同性别、种族、阶层之间的平等”（《耶鲁·性别与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０）。但是，由于许多主张多元文化的激进人士不懂得把握尺度，把“政治正确性”的原则扩大化，无端地抨击所谓“死的、白的”欧洲男性（dead white European males），非要将大学新生freshmen改为freshperson，将印地安人Indian改为native American，等等，造成了社会上许多人的反感，以至“政治上的正确性”不仅成了右翼政治家们攻击的目标，而且变成人们饭后茶余冷嘲热讽的对象。 

    事情就这样变复杂了。     　　

    假设一个情形：你是大学负责学生工作的辅导员。某一天，一个白人学生在学生自己组织的论坛中发言，宣扬种族之间智力上的差异，并认定黑人智力总体上低于白人。这个白人学生有没有发表这样言论的自由？当然有。那么愤怒的黑人学生指控他种族歧视，有没有道理？按说也有。那么，你站在这场论争的哪一边？你如何处理这样的学生纠纷？你觉得在这里“言论自由”更重要，还是“政治上正确”更重要？ 

    其实这个假设一点也不假；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美国自由思想的圣地——大学里发生。     　　

    １９９３年１月１３日晚上，宾夕法尼亚大学大一学生伊登·雅考博维奇正在宿舍写英文作业，楼下一个房间传来震耳欲聋的喧哗声，原来是一群女生在“派对”，连喊带叫加跺脚。雅考博维奇打开窗户朝下面喊道：“安静些！”回来继续做功课。二十分钟后，喧哗声又响起，有过之而无不及。雅考博维奇再次打开窗户朝下面喊道：“闭嘴，你们这帮水牛！”雅考博维奇说，“你们要想派对，附近就有一个动物园好去。”  

    事情坏在，这群喧闹的女生都是黑人。几个星期以后，校方决定指控雅考博维奇违犯宾大的种族骚扰政策，理由是他用的“水牛”和“动物园”二词有辱黑人之嫌，因而带有种族歧视的性质。雅考博维奇对校方分管学生事务的人员说，他愿意对那些黑人女生受到的伤害当面道歉，但他所说的“水牛”和“动物园”绝无针对黑人的意思。校方并没有接受他的歉意，而是给他两个选择：一是写悔过书，接受留宿舍察看处分，并在学业报告上留下“违犯种族骚扰政策”的评语；二是接受学校司法委员会的审理，一旦被判有过失，他将面临被学校开除的可能。 

    雅考博维奇拒绝接受种族歧视的罪名，而是选择了与校方抗争到底。他向自己的教授以至校长申诉。历史学教授阿伦·库尔斯不仅自告奋勇成为雅考博维奇的顾问，而且联系了美国语言学和文化史方面的专家，论证“水牛”一词与黑人毫不相干；水牛其实是生活在亚洲的一种动物。雅考博维奇当时之所以脱口而出“水牛”一词，原是因为他的犹太家庭背景，而“水牛”一词来自希伯来语的“Behema”，意为水牛，但用来指称头脑简单的人。这一切努力并没有能使校方回心转意。 

    事实上，宾大的校长谢尔顿·哈克内是较早将“政治上的正确性”这个理念付诸实施的校长之一。在他的领导下，宾大通过了意在限制学生挑衅性言论的行为守则。因此，按照他的指示，校方坚持要将雅考博维奇的案子通过学校司法委员会的审理来解决。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雅考博维奇和他的教授库尔斯的抗争引起了媒体的注意，整个事件引发了全国的关注。《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等大报对此事件的发展进行了跟踪报道。只是在强大的外在压力下，宾大校方才不得不草草收场，免除对雅考博维奇进一步的指控和处罚。

    假如宾大的风波是对大学生言论自由尺度的考验，那么发生在南方名校杜克大学的事件则对出版自由的许诺提出质疑。 

    根据《纽约时报》１９８９年１２月２４日的报道，杜克大学由学生主办的幽默小报编辑马丁·帕杰特写了一篇嘲讽学校食堂员工的文章。本来学生抱怨食堂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没人会把这样的文章拿来上纲上线。可是在杜克大学，食堂员工主要由黑人组成，于是黑人学生联盟和其他几个学生组织就此集会，要求将帕杰特从这份幽默小报的编辑部赶走。校方的机构“大学出版物委员会”鉴于帕杰特出版自由的权利，开始仅仅要求帕杰特自动辞职。但黑人学生仍不罢休，继续抗议。杜克大学校长凯斯·布罗地便写了一份公开信，谴责帕杰特对食堂员工的的攻击。“大学出版物委员会”一看校长表了态，立即将帕杰特从小报编辑部开除。开除的理由不是因为他关于学校食堂的文章，而是因为他作为编辑没有及时回应学生对小报的批评。呜呼！ 

    库尔斯和西尔佛格雷特在他们合作的一本长达400多页的书《阴影大学》（The Shadow University）中化了整整一章的篇幅列举无数这样的关于美国大学以“政治上的正确性”，理由来限制学生言论自由的例证。最骇人听闻的是关于萨拉·劳伦斯学院学生马丁·拉斯克因为不合时宜的笑而受到惩罚的事件。    　　

    1993年某一天，拉斯克的同学加好友约翰·波伊斯基当著拉斯克的面骂他的室友是“同性恋”。拉斯克起哄式地跟著笑了一下。波伊斯基的室友向校方告发，指控波伊斯基和拉斯克“骚扰”。 

    处理这一事件的校方人员甚至没有让他们三人当堂对证，就判定波伊斯基和拉斯克在学校“营造敌意和威胁的气氛”，给他们留校察看一年外加二十小时社区服务的处分，而且责令他们看一部关于同性恋教育的录像并写一篇观后感。    　　

    拉斯克对此判决表示不服。在与分管学生事务的副院长争辩时，他记录了后者对他的指控：“我们知道你并没有违反校规中的任何一条，但是，你试图营造一个让人难堪的气氛，你的笑就是你这种行为的表现。”分管学生事务的院长也为校方的决定辩护道：“我们很清楚以笑来处分学生会是多么地耸人听闻，但这么的笑是有上下文的。”这件事情一直闹了两年多，最后直到纽约一个民权组织出面并代表拉斯克将此案告上法庭，劳伦斯学院才不得不同意撤销对拉斯克的处分。   　　

    这样的事情听多了、见多了，你会得出结论说，美国大学的行政管理人员真是一帮毫无幽默感可言的官僚。但是，假如你能设身处地地为他们想一想，他们的处境实在非常尴尬。校园多元化的首要条件就是创造一种宽松的气氛，让所有的人，特别是处于少数和弱势地位的团体在校园里感到平等，感到心情舒畅。然而，人类也许生来就是一种歧视性的动物，他们表达自我优越性的欲望总是那么地强烈、那么地不可遏制。比如说，我们在孩提时代，谁没有因为被小朋友乱喊绰号而恼羞成怒的体验？到了成年，我们的很多言行其实并没有比儿时成熟多少，只是我们幼稚可笑的言行举止中开始掺入邪恶的因素。我们上进的动机在受到挫折时不由自主地通过贬低他人得以发泄，而贬低他人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将竞争者归类，然后创造出“团体性”的标签来加以歧视。对于这种“团体性”歧视的言论，美国大学的行政管理人员究竟管还是不管？管了，你不可避免地会被戴上限制言论自由的帽子；不管，你苦心经营的所谓校园多元化就成为一句空话。  

    要管，该怎么管才合适呢？     　　

    近二十多年来，许多限制歧视与骚扰的校规在美国大学相继出笼。在这些校规中，“骚扰”被界定为任何在他人听来有被贬低感觉的笑话（波多音学院）；有意或无意地让人感到“无能为力”、“愤怒”或“疏远”的言论（布朗大学）；使人丧失自尊心的言论（科尔比学院）；或者是“不合时宜的、有所针对的笑声”、及“不体谅的玩笑”（康乃狄克大学）。马里兰大学针对性骚扰所定的校规列举一系列“不可接受的言论”，其中包括“带有性内容的闲聊”、“绘声绘色的对性的描述”、“带性的诅咒”、“性的暗示”、“对别人衣著、身体、及性活动的评论”、“对他人体重、体形、尺寸和形象等含有性的性质的评论”、“对他人走路、讲话和起居等含有性的性质的模仿”、以及“带侮辱性质的口哨、嚎叫及亲吻声”，等等。    　　

    平心而论，大学管理人员并不是这种琐碎、无聊乃至猥琐的校规的始作俑者。 

    追求“政治上正确”其实是美国六十年代民权运动和妇女运动的余波。随著以黑人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和妇女在社会上地位的提高，保守的、以白种男人为中心的社会结构开始瓦解。崛起中的弱势团体要求在社会的各个领域有自己的声音，而这种要求的实现首先在于打破许多传统的、习以为常的言行规范。于是，男同事间对女性的品头论足、白人对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成见、视同性恋、肮脏和不道德的观点，等等，都受到新的言行规范的约束。作为少数民族中的一员，我在美国生活多年最深刻的体会就是这个社会对于弱势群体的关注和对所有少数民族平等权利的尊重。当然，有些美国人在见到我们这些少数民族、特别是第一代移民时所表现的那种夸张的、不知所措的矫情，有时亦让人感到肉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听到有同胞抱怨美国人虚伪、言不由衷的原因所在。但国人凡事追究动机的习惯，在我看来未免苛求。只要人家在言行上没有冒犯你，人家心中怎么想你何必那么在意呢？    　　

    问题在于，凡事到了极端，悲剧性的庄严就转化为喜剧性的滑稽。有个英国人写了一本关于偏执狂的书，对现代社会中矫枉过正式的保护儿童政策大加鞭鞑。    　　

    作者谈到在美国加州看到保护儿童者提出的一句口号：“每一个你不认识的成年人都是潜在的色情狂”。在旧金山的公园里，他看到一个告示：“没有儿童陪同的成年人不得入内”。他由此感慨，通常“需要成年人陪同的孩子”的说法已经颠倒过来。美国大学为诸多以建立“政治上的正确性”为动机而制定的校规，大概犯的是同样的错误。    　　

    有意思的是，大多数学校在制定这些过分严格的校规时，并没有遇到多少异议或抵抗。大多数教授或学生对校园多元化的认可，使得他们更能赞同校方制定校规的动机，却难以预料有了这样校规的后果。还有一个可能性是，大多数人在他们的潜意识中自视过高，认定这些规定只是为了针对他人或预防万一；自己的言论举止无论如何不至于落到那么低下的水平。只有当有人以身试“规”时，当校方依法论罪时，众人方才如梦初醒，方才感到个中的荒唐。 

    其实，近年来美国大学在强调种族和团体多元化的同时，有意或无意之间却忽略了思想的多元化，而恰恰后者才是言论自由和社会多元化的根本保证。    　　

    比如说，九一一事件以后，美国社会在反对恐怖主义的全民大合唱中，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言论大统一。国会在通过一项反恐提案时，要不是有一位议员故意唱反调以提起全社会对言论自由的关注，那么这全票通过的记录难免会使人感到困惑和压抑。用“万马齐喑”来形容这时的社会气氛并不算夸张。于是，哥伦比亚大学有些学生发起了一个集会，意在表达他们对于美国政府现行中东政策的关注。届时我来到预定的集会地点。只见三、两个手拿电话筒的学生在那里晃悠，还有一位满头花发的老教授，显然是他们请来的讲演人。集会晚了半小时左右才开始，整个听众不满三十人。 

    难道多数学生真的不关心反恐怖主义问题或政府的中东政策？非也。在美国学生中，特别是哥大这样的学校的学生中，从来不缺少对天下大事的不同看法和观点。九一一以后，美国政府一味偏袒以色列政府、视所有伊斯兰国家为恐怖之源的极右政策早已引起了左翼思想一贯占主导地位的大学里教授和学生的反感。    　　

    但是，多年来“政治上正确性”的思想导向，使得很多学生不愿在针锋相对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中间选择立场。难怪一位六十年代初从加大伯克利分校毕业、哥伦比亚大学一个学院的副院长忧心忡忡地对我说：“我真希望看到我们的学生重新出现在行政大楼前的广场上，高喊口号抗议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或者，至少发出一点不同的声音吧！这太不象我们哥大的学生了！” 

    的确，在历史上，哥大的学生从来与沉默和盲从无缘。也许是地理位置使然，也许纯粹是学校的传统作怪，几乎每次全国性的政治风暴都不可避免地要将哥大的学生裹挟其中，将他们年轻的血液蒸腾到沸点。１９３５年，哥大的五千学生和教授聚集在南草坪，抗议美国政府奉行孤立主义政策，迟迟不肯介入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战争；而在１９６８年，哥大的学生再次揭竿而起，谴责美国政府对印度支那的干涉与介入，要求政府尽快退出越南战争。学生先是示威抗议，然后拘押了哥伦比亚学院院长并占领教学和行政大楼；最后校长招来一千多名纽约警察镇压学生，逮捕七百多师生，打伤一百多人。这场暴乱以科克校长引咎辞职告终。    　　

    事后哥大的学生报纸《旁观者》高度评价学生在发起这场运动时的强烈的参与意识。他们认为，天下实在没有什么事情不关学生的事。只有学生积极参与和监督这个社会权力的再分配过程，社会权力的公平分配才有保障。   　　

    今天重读哥大学生三十多年前的这段话实在有点振聋发聩的作用。在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民意原是政府各项政策的基石。当老百姓不再自由表达其意愿的时候，政府中一小撮人就很容易地将一己的意愿推向极端。当大学生的思想受到各种条条框框限制，当他们成天纠缠于如何遣词造句这样鸡毛蒜皮的小事时，他们的思想锋芒就一天天地被磨平，他们举止言行就会变得世故、圆滑、令人生厌。     

    中国人“三岁看老”的说法未免夸张，但从大学生的心态看一个社会的发展和走向大概不会离题太远。 

    从这个意义上看，追求“政治上的正确性”虽然对大学校园多元化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也能让少数民族和弱势团体的成员在校园中日子好过一些，至少他们的耳根会稍微清静一些。但是，令人无可奈何的是，“政治上的正确性”实在是一柄双刃之剑：它一面砍向针对各种小团体的歧视和骚扰，另一面却不可避免会伤及言论与出版的自由，而后者正是这个社会得以安身立命的基础。